近來台灣社會宗教事件頻傳，顯見宗教熱潮正暗濤洶湧，而這一波宗教熱潮，以及由此造成的所謂「宗教亂象」，究竟是什麼力量促成的？宗教亂象和宗教熱潮兩者之間，有沒有關係？我們可以認為這是「信仰」宗教的人口增加了，也可以看成宗教界透過種種動員，造成社會能見度的提升，從而有宗教熱潮的現象發生，而宗教亂象則是宗教熱潮中的非法行為或是「假借宗教謀取私利者」的個人行為。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單純嗎？假若如此，又為什麼是在這個時候發生？當前的「宗教亂象」和以往的各種「宗教騙財騙色事件」有何不同？答案顯然並不簡單。如果我們從台灣近年社會經濟變遷所造成，民眾宗教認同的變遷這個角度來看，是否可以有特殊的發現呢？社會變遷造成信仰流動與認同變遷

　　以上的這樣一種想法的背景，乃是在於台灣在過去經歷快速都市化以及階層結構重組的事實。我們可以假定，在一個人移民到都市之前，其宗教信仰乃是和農村的社區公廟緊密結合，而在移民到都市之後，這種結合關係面臨改變，使得個人必須有所調整。這些移民到都市裡的人口，和原有的農村信仰社區可能存在著三種關係。一是繼續和農村信仰社區保持聯繫，同時在都市裡建立信仰「分支」，最典型的方式就是在都市移民社區裡，建立原有農村信仰神祇的「分香子廟」，作為日常的信仰中心，但是遇到原農村信仰的重要祭典時，仍舊回去共襄盛舉。二，一方面尋求新的宗教認同，一方面繼續提供香火給農村舊有信仰廟宇。三，和舊有農村信仰完全斷絕關係，在都市裡重新尋求宗教認同。所謂斷絕關係，是指香火供給與宗教認同上的停止，而未必是宗教性的完全改變。

　　就第二類與第三類的人口來說，都可以說是都市信仰生態重組的基本人口所在。換句話說，由於這些人在都市的新環境中有建立新的宗教認同的必要，因而構成都市宗教運動的潛在社會基礎所在。因此，不論是既有宗教（主要是佛教）的復振運動，或是各種新興教派的興起，乃至於民間信仰的各種新形式，都可能是和這樣的一種狀態有關。而這種狀態的發展走向之一，就是各種所謂「宗教亂象」的出現。中研院的幾項重要發現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進行的（自從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成立後，已經移到該所），每五年舉行一次的大規模「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及每五年當中規模較小的調查，在這些問卷中，都有豐富的關於宗教信仰的問項，其中一九九四年的「第二期第五次」調查（目前已經進行到第三期第一次）有詳細的各類問題，可觀察出台灣民眾在宗教信仰上的稟態度。中研院社會所籌備處主任瞿海源先生，在「台灣民眾對宗教和靈異信仰狀況調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結果摘要」中，已經指出在若干項目方面，自一九九○年後，有明顯的全面上升趨勢，其中包括算命、抽籤、找乩童醫病、收驚、安太歲、進香、改運等，顯示從一九九○到一九九五年的這段時間，台灣的宗教發展的確有一個轉折存在。這個宗教行為全面上揚的趨勢，在內在方面可以說是個人宗教需求的增強，另外一方面則可以說是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所造成，主要的原因則可能是政治的自由化造成的不安全感，以及經濟自由化和產業結構變遷造成的階層重組。另外，根據一九九四年的該項研究顯示，相信「人死後靈魂仍然存在」（70%）、「靈魂會投胎轉世」（52%）、「靈魂會托夢」（61%）、「靈魂會附身」（46%）者，都有很高的比例。而認為「宗教修行會使人產生特殊能力或神通」者有31%，相信「神佛會保佑虔誠的信徒逃過劫難」者有53%。這些態度構成了台灣民眾最基本的宗教取向。而在具體的宗教「經驗」方面，有%的民眾曾經看到「神顯靈」，7%曾經「看到鬼」，4%有過「神明附身」、2%曾被「靈魂附身」，而13%曾看過「靈魂附身別人」。這些百分比數字雖然不高，但是如果換算成絕對人數，則表示有數百萬人有過這些宗教經驗。我們可以將這看成是「人的內在宗教性的穩定性與變遷」的例證，然而在信仰重組方面也有若干證據顯示正在發生，譬如在「第二期第五次」的調查中，有關受訪民眾「目前的宗教信仰」和「在以前的宗教信仰」便呈現出各類別的明顯升降，譬如「無宗教信仰者」減少6.7個百分點，「民間信仰者」減少1.4個百分點，而信「佛教」者增加7.2個百分點。這當中經歷信仰變遷的是哪些人，其社會經濟與信仰狀態如何，可能就是構成近來宗教現象的主要來源。民間信仰教派化與新興宗教興起

　　在上述這些宗教態度與宗教經驗的基礎上，加上前面提到的，台灣民眾可能因為地理的移動或是社會經濟位置的變動，而面臨或是經歷信仰的變遷，那麼一個變動不安的宗教情勢便可能在世紀末的台灣發生。這種變動不安的宗教生態很可能一直持續下去，但是也可能經過一番「盤整」，在一段時間之後趨於穩定，那時就是台灣宗教版圖重組完成階段。不過，在這種信仰變遷與認同改變的過程中，除了各種新興教派的興起之外，我們也不可以忽略新興教派和民間信仰之間的實質關聯。